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的问题是这个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国家发展中问题的缩影。环太湖的两个省份江苏和浙江，正在制造业的支撑下享受着强劲的增长。太湖不仅为200多万居民提供着饮用水，同时也维系着国内螃蟹、鲤鱼、鳗鱼等渔业的一个最重要产区。然而她现已罹患顽疾。富养废水和工业排污已经把太湖变成一池毒汤，近几年夏天经常有蓝藻暴发。

 

现在，太湖和其他几个生态灾区已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在公众与日俱增的企盼下，上周，在中国重要的两个年度政治会议期间，中国推出了2010年的政府工作计划，环境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官员宣布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海洋技术等科技将得到优先发展。计划要求207亿美元将大部分投入在环境灾害的工程解决方案中。同时，健康和食品安全方面也有新举措。

 

解决国内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新工作计划中的关键。在全国人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会期间，代表们描绘着一项项把各省市转变为“低碳经济”孵化器的提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我们要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发展最为关键的一步。“我乐观地认为我们有能力让发展和环境保护和谐并进，”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管理学教授吕永龙表示。

 

针对国内环境问题的种种弊病，民众怨声渐涨。作为回应，实权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规划了一个蓝图，清理目标包括太湖及其他对南水北调工程造成污染的水源。这项耗资750亿美元的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将把水资源调配至干旱且人口稠密的东北部地区。与此同时，有30项政协提案建议促进鄱阳湖可持续发展，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详见《科学》杂志，2009年10月23日，第508页）。与太湖不同，鄱阳湖的水质相对纯净，“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探索生态与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在两会前夕表示。

 

此外，作为“全面改善农村环境”工作的一部分，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力图控制北京西北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温家宝郑重宣布2010年将“加快国土绿化进程，增加森林碳汇，新增造林面积不低于592万公顷。” 去年植树造林实现了国家林业局既定目标，即 2010年前森林覆盖面积比2006年提高18.2％达到中国陆地的五分之一。另有一项旨在改善“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头的生态区域”环境的计划。

 

更为棘手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低碳经济”的愿望。这一表述反复地出现在政协分组会议和向中央政府递交的提案中。“低碳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洛阳公司的化学专家陈俊武表示。至于这个时髦词的具体内容则是另外一回事。陈认为低碳经济现在是“唱高调的多，具体措施不多。”

 

两会期间，“低碳”看来涵盖了所有降低能源强度的活动，能源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能源消耗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期，中国曾承诺2020年前将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至45%。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竭尽全力。3月10日在全国人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了实现为实现2010年能耗目标所作出的努力，提到2006年至2009 年能源强度降低了14.38% 。然而，陈俊武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增长率和能源消费总量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个时期的能源强度只降低了8.2% 。这个差异可能是与中国 GDP 统计问题有关。一些两会代表质疑，这些年何以各省GDP的总和都超过了国家GDP的数字；2009年的这个差异超过了8%。

 

不管确切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能源效率提升这么多在技术上做不到，”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何祚庥断言。近年来中国能效的提高大多靠关闭高能耗、高污染的工厂。但这类工厂没多少了，何祚庥说。

 

进一步的减排要依赖于经济从制造业为导向服务业为导向的转变，正如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一样。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改变并不多。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削减化石燃料的消耗，增加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使用。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力争2020年前将非石化燃料在总能源消耗量中占的比重提高到15%。（目前约为8%。）

 

阻遏污染并向低碳经济转型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太湖可以说是这个错综复杂问题的代表。吕永龙的研究小组受国家审计署的委托，最近完成了一项针对以往治理措施有效性的研究。尽管市政当局在阻止太湖工业废水排放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处理家庭和小企业排污方面仍收效甚微，各省都想等对方先行。“这是共同的悲剧，”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主席吕永龙表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加快进程，吕永龙主张安装实时监控系统以确定“谁在污染。”另一个思路是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省环保办公室主任；目前很多人出于地方利益，为了提升 GDP 不惜一些代价。“中央政府需要进行一些改革，” 吕永龙表示。他和其他人相信，采取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